3岁的小星星从来没见过妈妈，上海市静安江宁路派出所民警赵耿源帮她寻亲的路艰难曲折。小星星是幸运的，有医生阿姨和警察叔叔的关爱，而有更多弃儿得不到妥善抚养而流落街头甚至死亡，同时又有很多迫切收养孩子的家庭无法满足。“两会”又闻代表关于修改《收养法》的呼声。“小星星”们在等着有个家，很多无生育能力的夫妇也在盼，有个小星星这样的可爱宝贝……
自2007年8月建成至今，上海市儿童医院“爱心病房”接收了数十个小星星这样的弃婴。
消失的父母、杜撰的地址、被找到拒不相认……民警赵耿源十年为弃儿“寻亲”，难乎其难
“我国收养条件过于苛刻，尤其是全面放开二孩之后，很多条款已明显不适应当前的情况，我希望《收养法》的修改不仅限基于全面放开二孩的基础之上，而是基于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基础之上。”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表示。她认为调整收养政策，能让那些被遗弃的孩子得以存活，并健康成长。
3岁的小星星，还不明白这一呼吁对她的意义。
小星星从没见过妈妈，2014年6月19日出生那天，因吸入性肺炎，她被转诊到上海市儿童医院。转院后，妈妈迅速消失。八九个月大时，小星星彻底康复，却只能滞留医院。
很多这样的孩子最终去了福利院。帮着少数幸运儿回家的，是上海市静安公安分局江宁路派出所民警赵耿源。他觉得越来越难，难的不只是寻找弃儿的父母，更难的是说服他们接回孩子。
10多年来，民警赵耿源接手60多起弃婴案件，为8个孩子找回父母。摄影：张昕
2009年5月30，患有新生儿呼吸窘迫症、新生儿肺炎、颅内出血的小丽被送到上海市儿童医院，办好入院手续，父母不辞而别。两个月后，医生将奄奄一息的小丽从死亡线上救了回来。
接到为小丽寻亲的任务，赵耿源循着住院单和押金单上的地址，找到市郊江桥镇，小丽父母一家早已搬走。赵耿源几经追索，找到租住农户家的小丽父母，父母却断然否认，声称当时是陪同事送孩子去医院。
第二次，赵耿源带给他们一本用小丽艺术照做成的台历，看到活泼可爱并完全康复的女儿，小丽父母松了口。经过亲子鉴定确认，小丽回到父母身边。
在“爱心病房”住了近两年的徐弟弟，回家之路也一波三折。
赵耿源曾带上徐弟弟的视频、照片，驱车8小时，赶赴徐州寻亲。看到视频里活泼健康的孙子，爷爷有些动心，答应去上海看孩子。
第二天，赵耿源却接到这爷爷的电话，“找不到孩子他爸，家里经济太差，接回来也养不好，请警察给找个好人家吧！”原来，大儿子一家担心多一个孩子，日子更艰难。赵耿源请来村支书做工作，告知拒绝抚养要追究刑事责任，村里也承诺帮忙解困。36小时后，赵耿源带着爷爷到上海将滞留医院2年多的徐弟弟接回家。
赵耿源也不确定，“回去了，孩子就会幸福吗？”他给徐弟弟家人打过电话，除了长高、长大，没有获得更多信息，没多久，电话也打不通了。而小丽在妹妹出生后，被送到安徽爷爷奶奶家抚养，再次与父母分离，从医院“滞留儿童”成为乡村“留守儿童”。
面对“养活不了自己的”母亲，该不该将朵朵交给她？
根据相关法规，只要家人在医院留有信息，“小星星”们就不能被判定是弃儿，即使远避他乡、拒绝相认，赵耿源还要想方设法，将孩子送回曾将他们遗弃的父母身旁。
也有特例。要不要送朵朵回到母亲身边，赵耿源就很纠结。
2014年2月，朵朵在安亭医院出生，因围产期窒息、新生儿肺炎、新生儿缺血缺氧性心肌损害等疾病，出生后两小时被送到儿童医院。4个月后，却没人接康复的朵朵回家。在“爱心病房”抚养一段后，朵朵被安置在上海市儿童临时看护中心，等待妈妈回心转意。
“找到朵朵妈高某并不难，她是上海人，留下的信息也基本真实，难就难在朵朵妈拒绝相认。”赵耿源第一次见到高某，就被她的直白惊到了，“她说本来就不想生，我妈说生下来她养，我才生的！”
高某母亲也拒绝领回朵朵，“我凭什么帮她养？孩子爸都不知道是谁，好歹带个男人让我看一下啊！再说我还没玩够呢！”
2015年2月，静安公安分局依法给予违法遗弃的高某警告处罚。但高某仍未接回朵朵。
高某出身单亲家庭，被奶奶抚养大，从小受尽歧视。“我不想孩子跟着我，再被人家看不起。我没工作，自己都养不了，怎么养她？”尽管镇政府愿意协商解决高某工作，她还不松口，最后干脆搬家，让赵耿源一番好找。
“你遗弃女儿要负刑事责任，检察院可以起诉，你会被告上法庭。”“那我也养不了。”两年来，赵耿源与高某这样的对话进行了N次……
赵耿源想方设法，将孩子送回曾将他们遗弃的父母身旁。摄影：张昕
法律惩处遗弃罪父母之后，孩子们如何才能有温暖的家？
3月2日，赵耿源参加有关部门联合协商会议，探讨朵朵的出路。“朵朵母亲很可能面临遗弃罪起诉，并因此被剥夺监护权。”赵耿源希望，法律要强起来。
让法律强起来，是切实解决朵朵困境的一条路径。遗弃儿童有违道德和伦常，是违法行为，对那些极少数不尽监护职责的父母，法律应当剥夺父母监护资格，并依法严惩。
我国《刑法》规定了遗弃罪。最近，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的民法总则草案，针对现行法律规定的监护制度作出完善修改，强化了国家监护职能，对拒不履行监护职责的父母，检察机关可以依法起诉，请求法院撤销其监护人资格，另行指定，可以是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委会、村委会，民政部门则承担“兜底”责任。
其实，如果能修改收养法，就能让那些有收养愿望、且家境殷实可靠的父母，给弃儿一个温暖的家。据中国人口协会201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，我国不孕不育患者超过4000万，想收养孩子的意愿强烈。
当然，大多数弃婴为病残儿童，也说明病残儿童医疗保障制度以及产前筛查的缺失，社会救助体系还有很大缺口。
“滞留儿童”处在灰色地带。“虽住在医院，却不能打预防针，因为没有监护人签字。不能出门，一直生活在病房无菌空间，出去不小心就会生病。”景虹医生对此心疼不已。
有一次景医生下班。小星星整理好自己的书包，追到门口，要跟医生妈妈回家。“哪敢带她出去，偶尔带到周边儿童乐园走走，有时去趟食堂就算出门了。”
“医院不是养育机构，孩子需要活动空间，可病房里有药品器械，处处危险。白天还好，晚上就两三个值班护士，根本顾不过来。”为了小星星的安全，“爱心病房”专门定制了一张矮床，放在病房一角，玩具、书本整齐地放在柜子里，用柜子围起的10平米空间有小桌椅，医生妈妈会给小星星讲故事、过生日。
小星星见到谁都叫妈妈，她的妈妈在哪里呢？
赵耿源又要开始新的寻找了。他最大的希望是，唤醒那些父母的良知与责任，也期望找到一条有效预防“滞留儿童”的路径……（人民日报中央厨房·大江东工作室 郝洪）
责编：贾雯帆、总编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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